新村如何成為古都 (之三)
我想起朱天心小說《古都》裡的台北，一個恣意破壞記憶的城市，叫人想讓記憶駐足流連也難。事實上，何止是台北，你回到台灣任何一個你成長的城市鄉鎮，你都會發現找不到昔日的故厝（已經拆掉了），甚至找不到昔日的街道（已經拓寬改建了），你可能也找不到舊日的學校或校舍、古廟或廟前的老榕樹…，那些做為你記憶座標的足跡碑痕都已流轉變換，你忍不住要問：「這是哪裡？」甚至要懷疑自己是否「真的存在過」。
比較起來，至少朱天心在小說中找到「對照組」是日本的京都，京都相對就是沉靜安穩的存在，我們蜉蝣般的生命雖然不能丈量「千年古都」的意義，不過年復一年你重遊舊地，發現古廟還在此，老樹還在彼，百年老店也還在營業，你的心情因而是安定的。
但我這個「社會科學」的學習生，很快地就找到「同情」台北的理由，一種也許我可以稱為城市的「社會動力學」。在我想，台北很難成為古都，是因為它還很「有用」，每天還在發展，而發展就是變化，發展就是破壞，它很難不成為一個破壞記憶的城市。只有一個城市「過去的地位」比現在重要，比未來重要，它才能有一部分「沒有用」，它才能成為一個，唉，所謂的「古都」。我說的確實就是台南或鹿港那樣的例子，它們過去曾經極重要，如今因為某種緣故不再撐得起原有的架構，台南不再是行政中心，鹿港不再是集貨商港，它們原有的發展動能停住了，因而「變成」古都。
也就是說，包括日本京都在內，古都大多不是「自願的」，它們大部分是被歷史前進路線「遺棄」，失去了變新的動能（也就是使用的功能），它們就停在那裡，時間凍結，成為某一種「過去時刻的膠囊」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古都」。只要給任何「古都」再度發展的動能，譬如蘇州變成高新科技園區的例子，地產開發商就會像「使有機物腐敗的細菌」一樣，讓你的城市立刻變了樣，你得要費盡千辛萬苦的力氣，才能免於記憶被完全抹煞。我所說的「千辛萬苦」，指的就是今天的歐洲各國，為了保存古城或古城區，他們必須擁有眾多深知歷史資產意義的居民，願意為共同的文化遺產犧牲許多發展的機會，更必須放棄種種更動古蹟與文物的自由，才能換來「主動的」（也就是「自願的」）某種可以留住記憶的古城。
中興新村就是一個被歷史發展軌跡「遺棄」了的城市，它的動能突然間隨著「凍省」而「凍結」了，時間往前走，台灣社會其它城市鄉鎮也都往前滾動，只有它留在原地，安靜而且安定，變成了，呃，一種「古都」。 昨天還是全新起造的「新村」，今天就變成緩緩老去的「古都」，歷史進程有時候未免也太捉弄人了。但感傷有什麼好處？我反而還慶幸台灣憑空掉下來一個「古都」呢。現在難道不是給我們一個機會，學習如何保護、保存一個古都的時候嗎？
把中興新村變成一個「現地博物館」如何？這片占地廣大、建設完整、充滿獨特經驗的「古都」，是讓我們看見城市如何由某種意志而生，又因某種意志而死的「田野實證」，它可以成為一個未來研究學習、體會理解的「完整個案」，在知識上的意義是不得了的。
有的人可能不喜歡「中興新村」代表的國民黨霸權時期的回憶，更看不順眼它缺少政治正確的「台味」（要說台灣的Chinatown，中興新村比台北市更有資格），但讓我們寬闊大方一些，政治上台灣人早就得勝了，如今沒有台灣人的「庇護」（blessing），沒有人可以當選總統的，台灣人已經當家做主了，任何在台灣發生過的事現在全成我們的「文化資產」（不再是悲情記憶），昔日留下的孔廟是這樣的意思，今日保留中興新村也是這樣的意思（千萬別改它的路名、樓名，也不要拆掉那些如今看起來頗為尷尬的各種銅像）。
新村已經「古老」，我們要如何保留它的「古老」，而不至於「毀壞」？我們又要如何讓它可以生活，可以觀光，但又時間停止，不要再有變化？這當然都是頗有挑戰的課題，台灣學習做一個有教養的國家，這樣的課題絕對不可或缺…。
唉，我本來返鄉參加姨丈的葬禮，為什麼腦筋不肯休息，想起一座城市的生與死呢？
也許是我這位「外省親戚」帶給我的感慨，他誠實平凡的一生受到大時代的浪潮沖刷，也許一直有著「此身非我有」的滄桑之感，他曾經寄身在「反共基地」裡一個奇特的「烏何有之鄉」，無法回家，卻在此地娶妻生子，落地生根，成為台灣社會的一員。他在這裡慢慢重建起家鄉的「滋味」（用台灣的食材做出記憶中家鄉的菜餚），重建「家族法統」（一張紅紙的祖宗牌位，以及他所相信延續香火的傳宗接代），他在這裡接受了民主的洗禮，眼睜睜看著國民黨的垮台（以及變成面目全非的「台灣國民黨」），最後他更終老於此，也葬身於此，他和蔣經國或馬英九一樣，「也是台灣人了」。
中興新村，訴說的就是幾十萬流亡台灣各式各樣的外省人故事，它像是個超大型「眷村」，但和眷村又不相同，它不是軍隊的文化，而是公務員的文化。中興新村鮮少目不識丁的老粗，居住者大部分頗有文化與教養，但他們大部分也不是有權有勢的人，不過是在官僚體制基層討生活的人，這樣的生活不一定是他們的選擇，但在那個戰亂流離的時代，這是他們僅有的選擇。
我的四姨丈走了，和他同時代的流亡朋友也紛紛走了，還沒走的也很老了，我在葬禮上看到許多哀戚的老人，那是他的同事和朋友，葬禮中的年輕人很少，凍省之後的中興新村，連新一代的公務人員都很少了，現在這裡是「人口移出」的地方了，和我的農村家鄉一樣，新血不會再來這樣的地方了，或者我可以這樣說，姨丈的時代和中興新村的時代，都要結束了。
也許我們真應該聽聽小說家做為預言者的逆耳忠告，也許我們真應該為保留記憶做一點努力，這裡恰巧有一個城市突然被遺棄，突然凍結成一個時光膠囊，突然有了成為古都的條件，我們要不要給「新村」成為一個不受遺忘、也不受破壞的「古都」的機會呢？
葬禮之後，我和二姐送已然老去卻聰明依舊的阿姨回家，車子一個轉彎，經過了小公園，熟悉的巷道映入眼簾，同樣的二樓公寓，同樣的紅磚圍牆，同樣的矮樹籬笆，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，走進巷道，房舍面貌也依舊，再進阿姨的房裡，老式沙發舖著沙發套，簡單的木頭茶几上還立著熱水瓶，家裡的陳設恍若昨日，生活方式也停在四十年前，這曾經是我熟識的「一種台灣」，它也快要從我們的記憶中消失了。我來送姨丈的最後一程，卻彷彿送別的是一個時代，和一種存在過的生活…。
（全文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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