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是詹宏志先生2010年年初在壹週刊上所發表關於中興新村的文章，寫得十分好，轉載與喜歡中興新村的友人分享之。
新村如何成為古都(之一)
車子一個轉彎，經過了小公園，熟悉的巷道映入眼簾，同樣的二樓公寓，同樣的紅磚圍牆，同樣的矮樹籬笆，連巷口的榕樹都還有著相同的彎腰姿勢，我知道我已經又回到魂牽夢繫的舊地：中興新村。
那是多少年了？恐怕距離我上一次來到這裡，匆匆已經三十幾年過去了。
我是為了參加四姨丈的葬禮而回來的。四阿姨和二位表弟可能都沒有預期我會回來，他們早已習慣我永遠的忙碌與缺席，但我怎麼能夠不回來？在昔日父親臥病潦倒、而家中所有的小孩都還幼小的時候，二位善良熱心的姨丈，是最疼我們這些小孩、幫助我們家庭最多的親人。但他們卻是最新也最陌生的親人，媽媽和他們甚至還語言不通呢。
三姨丈和四姨丈都是我們搬到中部山區之後才結的親家，媽媽和爸爸作主，把美麗溫柔的三阿姨和聰敏幹練的四阿姨，都嫁給了在台灣省政府所在地中興新村服務的外省單身漢，這樣，我們就得到了最新的親戚。
三姨丈比較穩重內歛，見到不會說國語的母親總是面帶靦腆，說不了幾句話；四姨丈則是熱情洋溢，每次路過來訪，總是人未進門，笑聲和招呼聲先響徹了樓梯口。也不管媽媽的國語多麼困難，四姨丈總是一勁兒點頭，附和地說：「大姊您說得對…。」
親
戚有相互走動之誼，我們也三不五時得到中興新村去走走。原來在北部的親戚，都因為我們搬到遠地而生疏了來往，反倒這二位「新來的親戚」是我們最親密的親人了。對不會說國語的母親來說，這種親戚往來是「艱難的」，有時候父親不在家，四姨丈忽然騎著腳踏車來訪（也不是什麼要緊事，通常就是因為他來到附近街市買個東西，覺得應該過來看看），當他的笑聲在樓梯口響起時，媽媽突然顯得有點驚慌，一面倉皇抹臉整衣，一面就在我面前失去鎮定，口中喃喃：「要按怎？要按怎？我又不會講國語？」
雖然本來不熟，溝通又有困難，但三姨丈、四姨丈仍然很快成為最親的親戚。一個原因是距離，二位新親戚的住處離我們只有三、五公里，腳踏車是十分鐘車程，走路也是半小時到四十五分鐘，在鄉下地方，這種距離幾乎就是「守望相助」的距離了；另一個原因則是，這二位姨丈都是樸直善良的人，對於我們家庭經濟的困頓，總是慷慨伸出援手，忘了他們本身也是勉強溫飽的基層公務員。
他們和傳說中高高在上、欺負「我們台灣人」的國民黨外省人不太一樣，他們好像沒有什麼能耐（或權勢）欺負別人，他們看起來更像是「落難者」。一方面他們的收入也極為有限，過的也是極其簡樸的生活；另一方面他們都是失去家鄉的「流離者」，有一次四姨丈提到自己多年不見的父母和故鄉，竟然突如其來悲不自勝、涕泗縱橫，把我們一班小孩嚇了一跳。
但我們闖進這些外省親戚的家中，看到另一種文化，譬如說他們沒有我們台灣人家中普遍看見的公媽桌和祖先「神主牌」，每到過年祭祀時，我看見四姨丈就拿一張紅紙用毛筆寫上「李氏歷代祖宗之靈」，拿這張紙包住一片厚紙板豎在桌旁，就權充祖先牌位了，全家人就對著這張紅紙祭拜著，看起來也一樣虔誠。姨丈家裡書也不多，但和我其他外省同學家中一樣，總有幾本讓我羡慕的書，譬如說他們書架上會有《胡適文選》、《朱自清全集》，或者蔣夢麟的《西潮》，我的本省同學家中很少有人有這些書，而姨丈還有一些像《唐詩三百首》、《古文觀止》之類令我同樣垂涎的書，只有那些《應用公文實例》或《實用尺牘指南》，我試著讀了幾頁，發現很難產生興趣。
四姨丈令我孺慕嚮往的，不只是他隨身帶著流亡的一點「中華文化」碎片，還有他口中的故事，他會摸著我的頭說：「宏志呀，長大了要像羅家倫一樣，二十八歲就做北大校長…。」我當時不太知道這位「羅家倫」是幹什麼的，更無從知道我姨丈從來就「說錯了」，羅家倫不曾當過北大校長，他妙年出任清華大學校長的時候，也不是二十八歲，而是三十一歲。但這句話裡面的期許鼓勵的意思，我是感覺得到的。
這些也都不打緊，他人的「別種生活」對我們來說，就是新鮮活潑的元素，刺激我們對「美好生活」有不一樣的想像。這些新鮮元素當中，又以「飲食文化」最為實際而有滲透力。三姨丈和四姨丈都精於麵食與烹飪，簡單的材料在他們手中都有不同的生命。我們家中本來純種的「台式料理」，如今有了新的想像。三姨丈跑來教我們做山東人的饅頭、包子，和水餃，大開我們的眼界。四姨丈也有他很拿手的水餃，有一次過年，四姨丈把水餃皮?薄，加入胡蘿蔔、菠菜、和蛋皮做餡料，發明了紅、黃、綠三色晶瑩剔透的水餃，讓我們驚喜不已。
三姨丈、四姨丈是我們新得到的「外省親戚」，這個交往過程是「水乳交融」、「相濡以沫」，充滿善意和感動的。事實上，在沒有「藍綠對抗」、「省籍情結」的操作之前，民間這種自然因為通婚、近鄰、交友而得來的文化交流，大多是一些充滿趣味和饒富人情的經驗，很少有仇恨、敵視的交往。可能因為我們的身分地位，看不到真正大權在握、霸道橫行的外省高官，位居基層的外省流亡知青，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之人，彼此相惜相敬，也是不難想像的事。
但我們看見的不只是我們自己的親人，像我的三姨丈、四姨丈，我們通過他們，也窺見了其他外省人的生活與生命基調。我會在過年拜年之時，看見他們同樣來拜年的同事或遠親，我們因而有機會同桌吃飯，聽見他們用未改的鄉音談論著時事、國事、家鄉事；我們也在這些短暫的相遇中，感受到他們的情感、情懷、與情操；這都是讓我用「有血有肉」的方式，了解流亡在他們不曾想像的地方的這群失鄉的人。更有意思的，我在這些點點滴滴的經驗中，窺見了一個值得研究反省的「獨特社會」：中興新村。
在六○年代初次來到中興新村的時候，我很訝異「它」與其他台灣農村鄉鎮的「不一樣」。第一個不一樣是它的「相貌」，我居住的鄉下當時大部分還是四合院式的農村住宅，ㄇ字型的房舍圍著一塊晒榖場，農舍本身不是土角厝就是紅磚平房；鄉鎮的街市商業住宅，最常見的是二層樓建築的水泥房，基本上也是磚造的，富裕的店家或許有一塊「洗石子」的地板或騎樓，那是比較稀奇的。少數的公家機關使用的建築，有的用了舊有的日本木造房舍，像我們小鎮上的醫院；或者用了日據時代留下來的洋樓，像我們當時的鎮公所；只有我們小鎮上富裕的農會，才用了四層的鋼筋水泥「摩天大樓」…。
但來到中興新村，它卻有著大型公用建築和大量的公園綠地；村界入口之處，不但有巍巍的牌坊大門，還有蓮花池相迎；它完全沒有商店招牌，卻有美麗的街樹和道旁花卉，紅磚灰瓦的花園公寓整齊排列，秩序井然。那個時候，當然，我還沒有能力了解，為什麼它是那麼的「不一樣」…。（待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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